我给我大哥提供《人生》写作素材 - 各界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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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我大哥提供《人生》写作素材

王天云与路遥雕像合影


□ 王天云/口述

《人生》写的是陕北的故事,但在我们看来,里面写的其实就是郭家沟的故事,每每我读《人生》时,眼前浮现的就是老家的这些人和事。创作《人生》前的那段时间,大哥只要一回来,就拉着我,让我讲村里发生的家长里短。

大爹是个能干的人,他和我丈人一直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和饲养员,在村里也受人敬重。他们两人就像是《人生》里的“大能人”和“二能人”。我丈人也确实是刘立本的原型,丈人夏天戴一顶白色的单层瓜皮帽,冬天戴一顶厚的黑色瓜皮帽,他的帽子都是我婆姨亲手做的。只不过我大爹虽然能干,性格却不像高明楼,更像高玉德。我们家在郭家沟属于外来户,早些年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处处小心谨慎,后来才慢慢融入了这里,大爹靠着自己的勤奋朴实、善良淳朴,才结下了许多“拜识”。

书中的德顺爷爷,原型是我大爹的“拜识”郭战胜,我喊他“干大”。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只有几步路。

干大没有结过婚,和德顺爷爷一样,打了一辈子光棍。有一年,大哥大嫂回来过年,帮村里人写对联。给别人都写完了,干大拿着红纸坐在我家炕头一直没说话。我们村的会计在旁边说:“这可得给郭战胜好好写一副对联。”

大爹原本正坐在灶火圪崂旁边摸着脚,听了会计这话,突然抬起头来,“我给你想了一副对联,你听听行不行。上联:战胜困难没战胜爱。下联:看下个灵转没引回来。”

干大笑着说:“好倒是好。就是你这不押韵也不对称呀,你再重编一下。”

大爹连说带唱地讲他这副对联,但还是差一个字。就叫我给他重编一下。我说:“上联:战胜个困难没战胜个情;下联:看下个灵转没引进个门。”

会计在旁边说:“这个好。横批也好写:还是个光棍儿。”

干大和对联里这位灵转的故事,大哥就写到了《人生》里。

还有村里两个年轻人谈恋爱,晚上在地里拉话,被偷小瓜的娃娃撞见,传得全村都知道了。村里安排人去县里掏粪,和其他村的人为了抢粪打起来。这些故事都被大哥写到了书里。

只不过,书里的人物并非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应。比如,巧珍蹲在硷畔上刷牙被刘立本骂了,其实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我给大哥讲的自己的事。一天,我蹲在硷畔上刷牙,被大爹看见了,他便教训我:“就不能回家在灶火圪崂里刷吗,在街边你刷个什么牙。”谁能想到,《人生》里最受读者喜欢的巧珍会有我的影子呢?

大哥读大学时曾给同学们说:“写作材料的积累就像做豆腐一样,富人家里的豆子一瓮瓮,满满当当,豆腐做出一锅又一锅;穷人家的黑豆,一升一升地量,空空荡荡,豆腐只做出一锅,豆子倒没了,就要出去找……”

大哥不仅收集了郭家沟的素材,还常常和很多朋友聊天,聊下乡时的生活、听说来的趣事。比如,巧珍刷牙的故事除了有我的影子,还有一部分是他的朋友张弢讲给他的,此前,大哥还据此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刷牙》,后来又用到了巧珍身上。高加林卖馍、掏粪的故事,也有一部分来自同在《延河》担任编辑的刘路的故事。大哥把这些素材综合起来,做出了《人生》这锅“豆腐”,每个人吃起来都觉得味道熟悉,那些角色身上仿佛都有自己的影子,这就是那个年代我们陕北人的共同生活。

大哥动笔写《人生》时并不顺利,他回忆道:“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部作品是在1981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意想它。1980年我又试着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没有交织起来。”

刘路也曾回忆,1980年他开始担任《延河》业余编辑,这一时期是大哥构思《人生》最艰苦的阶段。“一连十多天,中午下班了,我们俩拉上一张藤席,在小说组的木地板上铺开,躺在上面,只穿一条裤衩,不断地抽着烟。谈到会心处,两人又同时坐起来,蹭到一处。这部后来反响极大的中篇小说,起初的名字叫《高加林的故事》。路遥说,他一定要把这个高加林写得不同凡响,他说现代流行的小说写的人都不是人,他要按生活的蓝本写,如果发出去要他改,他将坚决不改,哪怕不发也不改。”

1981年5月,大哥到北京参加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在颁奖大会上,他结识了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王维玲与大哥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告诉我,他熟悉农村生活,也熟悉城市生活,但两者相比,他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生活。他曾长时间地往返其间,生活在这一领域,他自己就是一个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试图在这个生活领域里,作一次较深的探索,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把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交织在一起,写一部既有城里人,又有农村人,还有混合着城乡色彩的人的中篇小说。”

王维玲听完大哥这番话,热情地鼓励大哥排除一切杂念,把这部小说写好,并当即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向他约稿。大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下来。这次谈话,也再度坚定了大哥创作好《人生》的信心。

这次领奖后不久,大哥把工作安排好后,便赶到甘泉县投入到创作工作中。那时,大哥的好友张弢时任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在甘泉创作,既清净,生活上也能有保障。

大哥搞创作一点也不比我们在农村受苦轻松。大哥回忆创作《人生》时的情景:“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

大哥写稿期间,白描曾去看望他。“1981年夏,你正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我在延安大学妻子那里度假。一天专程去看望你,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你头发蓬乱,眼角粘红,夜以继日的写作已使你手臂疼得难以抬起。你说你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

经过21天夜以继日的奋战,大哥终于完成了《人生》的初稿。

(摘自《我的哥哥路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