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根兴

民进会员，第十三届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文明研究院院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隋唐史、中外关系史及东亚历史文化交流研究，出版《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等著作。

1998年至2002年赴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归国后持续推动中韩学术交流。2023年，在其倡议推动下，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唐文明研究院。

□ 记者 张涵博 文/图

湿热的海风吹过马六甲海峡，激起层层浪花。10月23日，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省政协委员、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院长拜根兴站在异国土地上，向当地听众讲述一位唐朝使者的故事。

公元785年，宦官杨良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根据留存至今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载，使团从广州（唐代南海郡）舍陆登舟，经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远赴西亚。这段航海历程，是研究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

回望历史要走近具体的人，政协履职也要回应具体的需求。几天后的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立法协商座谈会现场，拜根兴举手发言：“法律要有温度，立法要避免‘一刀切’，多考虑秦岭腹地群众的实际感受。”

研究历史上的文明交流，参与今天的文明交流，培养未来推动文明交流的人。对拜根兴而言，这是他始终关心的事。

作为研究唐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学者，拜根兴常年与古籍、墓志、碑刻打交道，研究重心聚焦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他的众多著作中，《负笈海东：韩国留学日记》一书显得与众不同，书中收录的是他1998年至2002年留学韩国期间的日记，记录下他走近中韩古代关系史的起点。

1998年，已经是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的拜根兴决定赴韩国庆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彼时，中韩建交不满六年，两国学术交流刚刚起步，国内对新罗史的研究相对有限，能够直接利用的韩国史料和研究成果也不多。他希望换一个视角，重新认识唐与新罗关系史。

初到韩国，语言成了最现实的障碍。开学仅三天，因为听不懂课程，他不得不申请暂时休学。“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背单词，逼着自己看韩剧、韩国新闻。”拜根兴回忆说，留学前三个月尤其难熬，压力大到耳鸣，有时甚至忍不住问自己：“这到底受的是什么洋罪？”

没有退路，他只能从最基础的语言学习开始。三个月后，他才勉强能够与导师交流，终于在第二年重新入学。四年间，拜根兴一边学习，一边担任助教，参与当地考古发掘工作，还利用课余时间走访韩国各地的历史遗址。2002年回国时，他带回了大量资料，也带回了新的研究方向。2003年，他的博士论文《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出版，此后又将研究延伸至九世纪，出版《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以中国与韩国的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墓志、碑刻等出土资料考察唐朝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逐渐成为他的研究特色。

历史研究最怕什么？或许是把已有结论当成终点。

2000年前后，一方记载唐代百济移民祢寔进生平的墓志引起了他的注意。墓志记载，祢寔进曾任唐左威卫大将军等职。拜根兴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同时期历史人物祢植与祢寔进在韩语发音上十分相近。

两个名字是否指向同一个人？当时能够找到的材料有限，拜根兴尝试从韩语发音入手，结合人物经历、家族关系等线索推证，提出二者可能为同一人的判断。2011年，西安市长安区发现祢氏家族墓志，其中祢仁秀墓志记载了祖父祢寔进在百济担任丞相等经历，为这一家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也为此前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方墓志，几百字的记载，串联起唐朝与百济的政治往来，也见证了一个家族在不同政权之间的迁徙流转。拜根兴所做的，正是把散落在不同国家、不同载体中的史料重新放在一起，辨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

多年来，拜根兴在韩国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频繁参加中韩学术研讨会，也多次邀请韩国学者到西安开展学术交流。“陕西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拜根兴说，韩国学者来到西安，他常陪同他们看昭陵、出土墓志，希望他们通过实物遗存直观感受唐代东亚交往的历史。

2023年，在拜根兴的推动下，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成立，由他担任院长。研究院组织团队分专题挖掘唐代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涉及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传播等方面。“唐代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最灿烂的时期，正是因其开放包容的特质。它不仅接纳外来文化，还积极对外输出，形成广泛的文化辐射。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应以古鉴今，保持开放心态。”

研究历史需要打开视野，培养研究者同样如此。

拜根兴主讲古代东亚国家关系史，讲授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交往故事。他不愿意只守在讲台上。“要想办法抓住学生注意力，我经常走到学生中间讲课，把韩国留学经历和日本实地考察中的见闻融入课堂，让学生在具体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中理解东亚交流。”他说。

他把研究生课程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学生们搬来凳子围坐一圈，讲到关键处，他从书架上抽出文献，带着大家读原文、辨史料。每堂课上他都专门留下提问时间，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寻找材料、作出判断。

这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也成为他履职建言的切入口。2023年，拜根兴在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交《关于加大保护明藩王陵墓文物古迹的提案》，西安市政府在答复中表示“建议合理可行，对建议事项全部予以采纳”。

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一专题联组讨论会上，围绕“融合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步伐”议题，拜根兴率先发言：“钱要用在刀刃上。”他建议在陕西师范大学设立“唐文明重点研究基地”，在相关高校或研究机构设立“汉文明重点研究基地”，引进并培养高端人才，为新时代汉唐文明研究提供政策支撑。

千年长安文脉，蕴藏着怎样的治理智慧？今年6月，在省政协社法委组织开展的委员读书活动上，拜根兴作《唐文明视域下的长安文化》专题讲座。他从严谨的学术视野和生动的历史案例出发，讲述唐代礼法相融、宽严相济、体恤民生的治理思维：“长安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对今天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极具借鉴意义，也提醒我们履职既要坚守法治底线，更要饱含为民情怀。”

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政协委员履职之间的关系？拜根兴认为，二者都需要深入调研与严谨考证，本质上都是基于事实提出观点。历史研究要求尊重材料、审慎判断，委员建言也要立足实际、回应问题。专业所长不能只停留在论文和课堂，还应当成为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力量。

“做学问不能故步自封，委员履职同样如此。”拜根兴表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有形象”是学者与政协委员两种身份共同指向的责任。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他希望继续发挥专业所长，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服务陕西高质量发展中履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