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远 姚璐

在西北联大尚称“西安临大”之时，学校即提出：“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为动员全国军民最重要之工作。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唤起民众，责无旁贷。爰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以尽战时青年应负之责任”；“宣传之目的，为唤起民众及灌输抗战常识，以期民众之组织化，及发挥自卫能力”；“宣传地点，以不与东大（东北大学）及陕省府宣传地点重复为原则”，“偏重陕南各县”；“宣传内容，注重抗敌情况、服兵役、服工役、国家观念、公民常识、防空常识”；“宣传方法，以采取谈话形式为佳，如环境适宜，得召集大会演讲，能化妆表演尤佳”，“以不在县城而在乡镇宣传为佳，如遇集市之地点，更应利用之”。

为此，学校组织宣传队分赴陕境各县进行抗日动员宣传，由董守义、罗根泽、佘树坤、徐佐夏、王同观、郭俊卿等教授带领80余人组成的宣传队赴陕南宣传，于1937年12月初分赴宝鸡、凤县、留坝、褒城、沔县、南郑等处，宣传抗战救国，于1938年2月中旬返回西安。其中，学生宣传队第三队于1937年12月5日由宝鸡乘骡马驿车出发，经大湾铺、观音堂、东河桥、黄牛铺、草凉驿、凤县县城、双石铺、留凤关、南星、榆林铺、庙台子，于1937年12月11日抵留坝县城。途中上岭时，车行维艰，须乘客推挽而行。因沿途各驿站缺乏食粮，宣传队自携粮食、锅灶，每日炊食两次，沿途均铺草席地而眠，每房间容三四十人。

《西安临大校刊》记载：“榆林铺与庙台子间为柴关，不甚高，上下仅约二十里，但冰雪载道，需行两小时半，行旅苦寒。各岭均有旧时小道，较公路为短，亦不易行，体力弱者及车夫马匹皆不敢尝试焉。第六日原定至留坝，但逾柴关岭时，驿车行极慢，至庙台子，已近黄昏，因借留侯祠中宿焉。留侯祠风景极佳，古迹及名人字迹均甚多，住持来自故都，招待甚殷勤，享全队以素食，又引游当地名胜，殊可纪念也。第七日午刻自留侯祠启程赴留坝，下午三时许，抵县城，借寓东关小学一小阁中，甚舒适……明日即开始宣传工作”。

其中之所以不留宿东河桥、黄牛铺或庙台子，而留宿留侯祠的原因是“东河桥与黄牛铺间为土匪出没之区，此外庙台子亦颇繁盛，惜宿店不佳，只可借住庙寺耳”。这是西北联大学生宣传队第一次抵达留坝县境。以《宣传队计划大纲》中“每队以20人至30人为一队，由教职员一人至三人率领指导，学生一人为队长、二人为队副”的编制来看，这也是近现代第一次有数十位大学师生抵达留坝。

宣传队沿途考察了道途情形、交通状况、民众饮食与住宿条件、教育、风俗与语言等，并撰写成报告发表于校刊。其中记录留坝教育、风俗及语言时，有“此间教育程度之低落，风俗习惯，偏于保守，由来已久，每县不过有一号称完全小学，实则内容并不完全，教师皆属半尽义务性质，且薪金往往积欠数月，其对于职务之兴趣，可想而知也。一般人多习于怠惰，不事生产，富源虽多，均未开发，吸鸦片者且遍地皆是，街头巷尾之商肆中，无他物亦惟有烟斗而已。语言近川音，尚能了解，但语句、成语不甚通行，盖人民多不识字故也”。

这支学生宣传队的宣传方式与内容虽未见记载，但据学校制定的《宣传队计划大纲》和与其同赴陕南宣传的其他两个宣传队的报告，以及这支宣传队抵达褒城、南郑、沔县（今勉县）的汇报来看，其方式主要是利用县城、乡镇集市的集会演讲、化妆表演、战斗性游戏、体育竞赛、教授军歌、讲故事、谈话等形式进行宣传，并携带小册子、图画发放给民众。以汉中龙岗寺的讲演为例，其宣传内容主要是：“史地常识（疆域、国耻史），时局报告与分析，我国必获最后胜利的原因，惨痛故事（如日本残杀我同胞），爱国故事，民族英雄故事，拥护领袖，我们的责任，军民合作，矫正错误思想（矫正流言），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防空常识，服兵役与服工役，铲除汉奸”。此外，宣传队还在计划之外协助地方筹划农村俱乐部组织，协助地方办理壮丁训练、保安队体育训练、社训军官之体育指导等，目标为“锻炼强壮之身体，启发奋斗之精神、培养爱国之思想，增进抗敌之力量，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

宣传队由西北联大医学院院长徐佐夏（1895—1971）教授率领，他是留德病理学和药用植物学专家，因此他所率领的主要在褒城一带活动的抗日宣传队也兼有医疗教学队的职能，为沿途群众诊病治疗和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随行的还有医学院王同观副教授。1938年2月中旬，宣传队结束在留坝历时2月余的抗敌救国宣传回到西安。西安临大为此函谢陕南各机关，对其指导接待和提供的种种便利表示感谢。经与留坝有关史志工作者交流，这次抗日宣传活动鲜为人知，本文属首次涉及，填补了留坝深山抗日活动史料的空白。

（本版稿件均摘自城固文史第二十一辑《西北联大在城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