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闫智

“可以用手中小小的银针传递中苏友谊，我觉得十分自豪。”5月29日，在省中医医院针灸科住院区见到刘国强时，他刚为一名患者做完针灸治疗。刘国强手中这枚陪伴了他无数个日夜的银针，也曾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大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思绪顺着针尖蔓延，时间回到7年前。

2017年10月，西安的梧桐树叶逐渐泛黄，刘国强背着装满银针的箱子，落地苏丹喀土穆机场停机坪。热浪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五星红旗徽章——这位来自省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即将开启一段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援非之旅。

苏丹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西岸，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弱，工业落后，对自然环境及外援依赖性强。

刚接到援非任务时，刘国强的第一反应是犹豫。“战乱、疾病、高温，这些标签像乌云一样压在心上。”回忆起当时的心境，刘国强坦言自己并非毫无顾虑。但作为科室里年轻医生口中的“老大哥”，又是一名共产党员，组织谈话时的那句“需要有人带头”让他辗转难眠。

“那天晚上我想了许久，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带着这样的信念，刘国强成为第33批援苏丹医疗队的一员。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脱产学习阿拉伯语的半年里，他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发音，“阿拉伯语很绕口，非常难学，但一想到非洲患者那期待的眼神，就觉得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

初到苏丹喀土穆，这里的酷热远超想象。

“温度常年在45℃以上，飞机舱门打开的瞬间，热浪便如潮水般涌来，感觉皮肤都要被烤化了。”更让刘国强震撼的是沙尘暴，“远远看去像一堵移动的黄色城墙，转眼间就把天地吞没得严严实实，早上开门都要用尽全力推开堆积的沙子。”

生活条件的艰苦超乎意料，饮用水里漂浮着蟑螂，蔬菜只有土豆和洋葱，断电断水更是家常便饭。

“有次暴雨突袭，整个城市瞬间变成泽国，泥浆裹着垃圾在街道上横流，我们被困在医疗队驻地整整三天。”而最让人揪心的是当地糟糕的医疗环境，没有正规消毒设备，酒精奇缺，手术室里甚至能看到苍蝇“飞舞”。

但是当第一个患者找上门时，刘国强所有的抱怨都烟消云散了。

“疼，这里疼。”一名无法站立的士兵指着腰向刘国强说。

经过简单的检查，刘国强用一根银针扎入士兵的平衡穴，几分钟后，这名士兵竟能缓缓起身。“他眼里的惊诧和感激让我突然意识到，这里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行动。”刘国强说。

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刘国强的针灸疗法得到苏丹患者的认可。

在刘国强工作的总统府医院诊室里，他的银针成了“魔法棒”。诊室门口总是聚集着等待治疗的患者，从士兵到政府官员，从普通民众到外国使节，都是慕名而来的。

苏丹内阁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右膝关节疼痛，通过我国驻苏丹大使馆邀请刘国强为其治疗，经过几次针灸治疗，疼痛基本消失了。他对中国医生的精湛医术十分感谢，高兴地说：“苏丹与中国永远是好朋友、好兄弟！”

“当时的埃塞俄比亚大使对针灸也特别好奇，听说我会针灸，当场要求试试。一根针下去，他的腰疼得到了缓解，连着用英文说了几次‘中国医术了不起'。”刘国强说。

面对文化与物资的双重壁垒，刘国强毫不灰心，语言不通就靠手势和翻译，缺少酒精就用高温煮沸银针，没有穴位模型就用树枝在沙地上画图。工作之余，他还收了几个当地“徒弟”，手把手教他们针灸手法。刘国强说：“看着本地医师第一次成功扎针后兴奋得手舞足蹈，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医术，更是希望。”

随着时间推移，刘国强的心态悄然发生变化，也逐渐适应了当地生活。在购买物品时，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和小贩讨价还价，并能分辨出不同种类的沙暴预警，甚至爱上了当地的“面包配白糖”。

“让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还有苏丹人民的善意。”刘国强说，每次出门，总会有人用生涩的中文向他喊“你好”，就连检查站的士兵看到中国面孔都会主动打招呼。

这段在刀尖与银针间穿梭的经历，也让刘国强对“援非”二字有了更深的体悟。“有次在尼罗河大桥散步，一个当地人跑过来，指着桥上中国制造的铭牌竖起大拇指。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援非'的意义——我们不是过客，而是使者，每一个举动都代表着中国。”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当然不。在苏丹，我亲眼看见中国援建的水电站照亮整个城市，看见华为基站让苏丹人第一次用上4G网络，更看见针灸成为中苏友谊的纽带。”刘国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