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记者 马尤翼 记者 赵婧

“张叔，最近生活咋样？有啥不顺心的事儿没？咱们拉拉话。”4月7日，榆林市绥德县满堂川镇人民政府综治中心主任、“说事堂”成员贺红飞到东风村刘家岔入户走访，在倾听村民烦恼中发现矛盾“苗头”。

“说事堂”是个什么来头？就是让群众遇到问题有地方“找说法”、发生矛盾有平台“来评理”。最近，满堂川镇“说事堂”开展全镇矛盾纠纷大排查工作，贺红飞开玩笑地称其为上门“找事”，一旦发现“苗头”，“说事堂”成员第一时间介入，根据矛盾性质分类施策、抓早抓小，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别小看这上门‘找事’，先拉拉话能把矛盾化解在源头。”贺红飞说，调解矛盾纠纷最重要的就是得到群众的信任，这种信任是跑出来、干出来的。

满堂川镇“说事堂”自2018年创立以来，已探索形成“揽事接事、理事定事、议事说事、访事查事、论事档事”十事工作法机制，选聘了102名有法律基础、经验丰富、群众信赖的乡贤能人、乡镇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三官一律”等调解能手担任说事员，打造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服务站”。

“农村的事儿大都不复杂，就是‘难缠’。”贺红飞说，乡亲邻里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矛盾纠纷往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处理得好，双方握手言和，皆大欢喜；处理不好，酿成祸端，民事纠纷变成刑事案件。

在满堂川镇“说事堂”，有一个特别的“点菜式”说事。贺红飞打趣地说，当事人拿着百位说事员名单“点菜”，想让谁说就谁说，即使不在说事员名单中，也可根据当事人诉求调动说事。根据说事主体，分为群众说事、法官说事、干部说事；根据说事地点，分为镇村“说事堂”说、田间地头说、百姓炕头说、电话专线说；根据说事内容，选取3至5名说事员组成“说事工作组”进行“一事一议”。

在满堂川镇，谁能让双方当事人都服气？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0余年，自“说事堂”创立就一直担任堂主的张贵军，就是最让人服气的调解能人。因为镇上人口口相传“有事你就找老张”，“说事堂”就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张说事”。

“老张，你可要断下这个案，我俩说好不结婚了，但我给她买了9000块的钻戒，转账2万多，她可得还给我！”“真是笑话，送出去的礼物哪有要回去的，不可能！”……

2024年5月，当事人李某与张某走进满堂川镇“说事堂”，气冲冲向老张讨说法。老张不慌不忙地把当事人带到“说事堂”评理墙前，先让二人对照墙上提示回答几个问题：“您能否换位思考问题？”“您能否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等到双方当事人情绪平稳后，再开始下一步的调解工作。

听完他们各自陈述后，老张说：“你们好了一场，婚姻不成人情还在，以后各自还要找对象，都在一个村儿，闹得难看了，传出去对双方都不好，各退一步咋样？”经过老张和“说事堂”专班人员2个多小时的劝解，双方当事人就返还彩礼一事达成调解协议，张某当场向李某返还戒指，李某自愿放弃要求张某返还2万余元的诉求。

此次调解专班人员中，还有双方当事人的亲戚长辈、好友闺蜜。“我们让村民说事、亲朋说情、乡贤说德、干部说理、三官说法，只有当面锣、对面鼓一起‘打帮说’，才能说到当事人心坎里。”老张说，解决矛盾纠纷就像“撬开石板缝缝找根源”，刚开始当事人大多不会直接把话说明白，得旁敲侧击，了解真正怄气的点才能一击即中。

在一起因土地占用产生的纠纷中，老张向其中一位当事人打出“感情牌”：“远亲不如近邻。你有个小病小灾的，儿女不在身边，不得靠好邻家？！”接着，他又抓住另一位当事人的党员身份劝说道：“大家邻里邻居的，你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更应该明白道理作出表率。”

“调解结束后，二人握手言和回家了。”老张自豪地说，每次调解后，得让双方当事人不光嘴上答应，最好还得有肢体接触，“这是最直接反映两人关系的方式，得让他们握个手、拥抱一下,看他们不抗拒肢体接触了、眼神和善了，我才算放下心了。”

解码“枫桥经验”，激活基层治理“一池春水”。据统计，满堂川镇“说事堂”累计调解邻里纠纷447件，代办服务事项3600余件，解读惠民政策1978条，解答疑难问题576个。2022年10月，“说事堂”乡邻解纷工作法入选“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2023年11月，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评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绥德县满堂川镇入选。

“‘说事堂’有场所、有人员、有制度，通过讲法、讲情、讲理，把诉源治理的重心放在‘抓前端、治未病’上，有效破解了一批基层治理难题。”绥德县司法局副局长张羽说，“持续推广‘说事堂’特色诉源治理品牌，有效保障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如今，“说事堂”已成为绥德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金钥匙”。截至目前，绥德县已在县、镇、村和社区设立“说事堂”357个，他们的做法在榆林得到全面推广，现已打造出老高调解室、“佳里·好商量”、郭维德调解室等一批口碑好、专业性强的特色调解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