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建忠
　　发生于1946年10月13日的榆林横山起义，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百万大军包围解放区的严峻时刻，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由习仲勋、胡景铎、胡希仲一道策划和发动的。习仲勋曾说过，横山起义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横山起义，“举国瞩目，影响尤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义英雄举不胜举，然而张硕英却鲜为人知。
　　张硕英，1918年4月生于陕西富平县，其父张海儒民国初年曾两度任横山知事。学生时的张硕英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早在19世纪30年代，与杨虎城安排的胡景铎同在西安高中就读；胡希仲被杨虎城召回西安后，张硕英也经省委学运负责人程建文安置到西安高中，组织学运。三人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张，在罢课请愿、集会游行等一系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有共同的革命志向和乡党情结，彼此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交。后来，胡景铎被其兄胡景通（时任国民党22军副军长、骑六师师长）转到榆林中学（时称省立第六中学）学习，经胡景铎说服，张硕英也紧随其到榆林中学，成为同窗好友。还是胡景铎“穿针引线”，张硕英与时在榆林师范就读的李化育结为伉俪。
　　张硕英在西安医科大学读书期间，由胡希仲引见，曾与习仲勋见面。1944年11月，在西安医科大学修习五年毕业的张硕英，经胡景铎举荐，征调至胡景通任师长的国民党骑六师野战医院任少校军医。乡情、学情、友情，张硕英与胡景铎、胡希仲成了情谊至深的“铁哥们”。为了把榆林卫生院作为进行策反和联络的秘密据点，胡景铎、胡希仲叔侄密商，借力胡景通和邓宝珊的特殊关系，1946年1月，由陕西省卫生厅一纸任命，年仅28岁的张硕英走马上任，出任榆林卫生院院长。乡党加军医，张硕英经常穿梭于榆林国民党军野战医院、横山县波罗骑六师师部医院处置病案，自然和胡希仲、胡景铎、胡景通来往频繁。
　　在习仲勋的激励和引导下，胡景铎、胡希仲叔侄根据党的“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的策略，决定“召回旧部，重建部队，北上榆林，等待时机”投奔革命。1945年5月初，胡景铎驻横山，正式就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希仲则受任国民党晋陕绥总司令部参议，长住榆林卫生院“养病”，实则掩护胡景铎的活动，保障胡景铎的安全，秘密与习仲勋联系。
　　1946年春，胡希仲以“养病”为由常驻榆林策划起义，选定榆林卫生院为策反和联络的秘密据点。胡希仲为方便“看病”，与胡景通商议，其间，胡希仲离开波罗，长住榆林卫生院，胡景铎、胡景通因为既是富平乡党，又是先后同学，所以经常去医院探望与看病；国民党22军各级军官也常去医院看病；邓宝珊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邓友梅也去过多次。中共西北局白区工作部师源、绥德地委书记曹力如的警卫员张守国也是通过张硕英和胡希仲在这所医院接头的。张硕英和胡希仲、胡景铎以及中共人员的频繁接触，自然引起了榆林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
　　在张硕英秘密掩护下，胡景铎及其随从数次“面见”胡希仲，习仲勋特派员曹力如、刘文蔚不时“探望”胡希仲，邓宝珊之女邓友梅特意“关照”胡希仲等举动，张硕英又作为一院之长，耳闻目睹、心知肚明，却始终守口如瓶。当时榆林城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且已盯上了卫生院，耳目甚杂。正如胡景通正告胡景铎的话：“这里情况很复杂，稍有差错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在1946年10月13日零时横山起义一举成功，仅隔一个钟头，国民党当局便以“重大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将张硕英逮捕关押（档案记载为“10月，因掩护横山县波罗起义，被国民党以‘重大政治嫌疑犯’逮捕”），脚镣手铐加身，历时4月之久，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自不必说。关押期间，虽经多次提审，张硕英只借口“救死扶伤”，其他“一问三不知”，经受住了威逼利诱和严峻考验。入狱大约两个月，国民党22军副军长胡景通去监狱探望他并进行“安慰”，还暗示“事情会弄明白的”。胡景通探望后，便换上了22军连长张宗禹看管张硕英。此后，经胡希仲、胡景铎、胡景通及边区政府等多方营救，张硕英于1947年1月获释出狱，重新回到22军野战医院任中校军医，于1949年6月1日在榆林随军起义。
　　1949年至1954年，张硕英一直在部队医务战线工作。1956年3月，任陕西省军队转业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卫生所所长，后转业。1979年9月，张硕英光荣离休。
　　张硕英是横山起义的有功之臣。2005年3月，张硕英与世长辞，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