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宝勤
　　外卖小哥刘彦怎么也没有想到，人社部正在制定的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即将解开他心里的“大疙瘩”。
　　在城市中，刘彦这样的外卖小哥并不鲜见，而像他这样的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就更多了。近年来，外卖小哥遭遇意外事故、保障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8月18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人社部正在制定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拟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力争尽早解决职业伤害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难点在哪
　　“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陕西标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昝世峰说，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群体的规模。全国现有两亿多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其中外卖小哥600万人，约占总数的3%。
　　谈及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现状，陕西六和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法律部主任赵萍霞认为：“劳动者发生职业伤害后获得有效救助是基本的社会认知。”在《意见》出台之前，我省乃至全国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问题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是空白，这也客观上造成了职业伤害维权难。
　　有业内人士称，由于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是针对传统的用工方式设计的，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而部分外卖小哥就业方式相对灵活，没有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所以无法直接纳入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来保障权益。
　　记者了解到，平台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平衡、不充分，部分企业保障水平过低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单靠市场力量难以有效解决。这次例行吹风会上释放的信息对解决上述问题尤为重要，比如人社部将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组织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
　　没有职业伤害保障的后果很严重
　　“公司以前让我们买人身意外险，我没买，总想着自己年轻身体好，没什么事。但后来出了一次事故，竟花了我多半个月工资。”已在顺丰快递工作了4年的快递员金小龙告诉记者。
　　金小龙来自礼泉农村，现在负责西安双拥路一带的快递投送和收件。虽然他学历不高，但由于工作认真，每月工资4000多元，还有年终奖，此外公司给他办了社保，他自我感觉良好。谁知去年有一次送货时，他不慎撞上了一位骑共享单车的妇女，对方不依不饶，最后他被迫给对方赔了3000元才算了事。回公司后，金小龙当即找公司办理了人身意外险。
　　与金小龙相比，刘彦算是资深快递员了。下岗后，刘彦在一家快递公司干了7年多。由于业务熟练，接单、送单量大，他每个月收入都在公司名列前茅。唯一让他闹心的是，为了多送几单货，开车往往较快，难免发生事故。有一次，他把一位逆行骑电动摩托带人的老人撞骨折，当时就傻眼了。后经与公司商量，由公司承担30%医疗费，剩余70%由刘彦个人全部承担。这次事故让刘彦损失了2万多元。
　　刘彦感慨地说，无论是送货员、送餐员，还是网约车司机，都是为平台服务的，平台应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让他们有归属感、安全感。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世军认为，现在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但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相关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未及时缴纳社会保险，等到出现职业伤害时就难以维权。
　　昝世峰则认为，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群体扩大，国家应加大对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群体的扶持力度，采取先生存后发展、先就业后维权的思路，如果抛开就业谈维权，也不利于灵活就业。
 　 选择职业风险较大行业先行先试
　　“目前，更多企业开始关注灵活用工，企业灵活用工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赵萍霞建议，要围绕《意见》，从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鼓励支持自主创业、优化灵活就业供需匹配、开展针对性职业培训、维护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权益、营造重视支持灵活就业良好环境等方面制定具体政策措施，促进灵活就业提质增量。
　　昝世峰同样对《意见》表示关注和支持：“从整体来看，国务院出台这一政策非常及时，也很有必要，有利于保护灵活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就业者身后都有一个家庭，保护就业者利益就是深入践行‘以人为本’理念，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权益，吴世军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购买强制性的商业保险，并规定最低的保障标准；二是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统筹管理，企业为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三是采取社会保险模式，单独建立职业伤害险。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建立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是一项关系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制度创新，应先从社会各界关注度较高、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入手先行试点，待制度运行成熟后再有序全面推开，从而有效保障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