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会渠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忘不了那段日子。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从农村中学考入县城高中读书。进入高三后，压力陡然增加，不仅任课老师全换了，就连教室里的黑板也变了样，黑板的一角被人用红粉笔醒目地写上了高考倒计时的字样。每天早上，只要走进教室，就会发现那上面的数字又减了一天，同学们的心便会跟着颤抖一下。再有就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这无休无止的测试，就像一场又一场的霜雪，打蔫了我们。
　　渐渐地，大家的笑脸不见了，足球场上没了我们的身影。
　　渐渐地，清晨和黄昏，校园的小河边、草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拿着课本默念或是诵读的高三学生。
　　第一学期过半，我回家拿生活费。吃过晚饭，母亲忙着刷锅碗，父亲坐到门槛上抽起了烟。记得那天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漉漉的，父亲抽了两根烟后，忽然把烟屁股狠狠地掐到地上，问我：“有把握考上大学吗？”
　　我愣住了，不知道父亲为何问这话，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但是，仿佛有一种本能的力量，让我倔强地点了点头。
　　等到放寒假回到家中，我发现猪圈里的猪多了起来。数一数，一共五头，肥嘟嘟的小猪崽，脑袋挨着脑袋，正挤在一起取暖。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父亲为何要问我能不能考上大学。
　　假期过后，当我再次坐在县中宽亮的教室里手捧书本时，眼前便常浮现出父母黝黑的脸庞和那几头憨厚的小猪抢食的样子。这些场景令我丝毫不敢懈怠，常常五点钟不到就起床苦读。和其他同学一样，我又花了两块钱买了个小电筒，晚上十点宿舍熄灯后，就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
　　临近高考时，我回家拿报名费。走时，母亲煮了几个鸡蛋让我路上吃，我们那地方男人出门做大事前都要吃熟鸡蛋，寓意着“圆满”。父母一直把我送到公路边，直到看着我上了搭客的三轮卡。
　　那一年的夏天，我带着全家人的期望进了考场，又把对他们的满腔挚爱写在了考卷上。当我考完最后一门科目后，透过窗玻璃向外望时，意外地发现父亲正坐在操场西南角的泥地上抽着烟，眼睛不时地向考场这边探望。平时让人觉得有些冷漠的父亲居然赶了上百里路来接我回家了，歹毒的日头正晒着他，也晒得我鼻子发酸。
　　1993年的8月，我收到了朝思暮想的挂号信，那是南方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把通知书上的字一连读了两遍给全家听，父亲抽烟的手抖了许久才接过通知书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又极仔细地折好放进信封，然后压进木箱底层。晚上，父母把村里有身份的人都请到我家喝酒，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嘴里不停地说，娃考中了，是国家的人了。我却有些担心学费和路费，母亲说，操什么心，家里养的五头猪都是为你准备的，明早就赶集，把它们都卖了。
　　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似乎总有办法依靠土地生存。
　　那年九月，我第一次看见并且坐上了火车，是去远方读大学。母亲把学费和伙食费缝在我贴身的裤头里，叫我上厕所时也要小心。车轮压着铁轨前行，在“哐啷哐啷”的声响里，熟悉的故乡越来越远。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了父母黝黑的脸庞和那几头毛发乌黑铮亮的猪的身影……
　　我的眼泪，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慢慢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