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维佳
　　辛丑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古城西安，一时间病例激增，封城管控，举国关注。
　　千年古都、千万人口的西安城按下了“暂停键”。猝不及防的人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与生计，在足不出户中时刻关注着疫情变化，在一次次核酸检测中守望着自己的“绿码”。封控在一天天延续，习惯了城市喧嚣与浮华的人们，在不适与抱怨、慌乱与不安、烦躁与理性中慢慢安静下来，安静得仿佛只能听见小区里树上的鸟鸣。
　　当古城第一场不期而遇的冬雪把室外变成一片银装素裹，晨起拉开窗帘，从阳台上的落地窗俯瞰小区，路边一排排银杏树被冬雪打落了最后几片残叶，整齐停放着的汽车也都穿上了雪衣，对面平日里略显吵杂的校园也早已没有了朗朗童声、阵阵弦歌……凛冽的寒风中，我却看到小区广场的帐篷下一群身着不同颜色服装的人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中有身着防护服只露两只眼睛的“大白”，那是连日来为我们在寒风中做核酸采样的医护人员；他们中有身着“公安蓝”的警察，他们与保安日夜守护着小区的秩序和安宁；他们中还有身穿“黄马夹”的快递小哥，他们往来穿梭，是住户们购买食品和生活物资与外界的唯一通道；他们中还有臂膀上戴着红袖章、胸前佩戴着金色党徽的，那一定是社区、街道乃至各级机关下沉的公务员，正忙着帮助每户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在他们当中，我更看到头戴“小红帽”、身穿“红背心”的志愿者，正是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志愿前行，把各方送来的爱心与温暖送到每家门口……
　　猛然间，当我看到志愿者“小红帽”前和“红背心”上醒目、熟悉的“心手标”时，竟不禁勾起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那是1993年，国庆节刚过，我由原陕西钢厂团委书记奉调赴京挂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到任伊始，我们就接到如何深化来年全国“学雷锋”活动，进而推动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促进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这一特殊的工作任务。众所周知，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共青团中央也将此日确定为全国“学雷锋日”。三十年来，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已如一股春风，把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吹进了社会的角角落落、各行各业，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但随之也带来了活动组织形式化、活动时间局限化、活动内容俗套化的问题，加之改革开放后，我国已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迫切需要共青团组织在社会公益组织发展和服务群众长效化、规范化、国际化方面有所突破。
　　不久，“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这一颇具时代性、国际性、青年性、广泛性与长效性，鼓励和倡导青年一代献出爱心、投身公益、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行动方案被共青团中央批准实施，其中“志愿”一词并非西方舶来，《说文解字》中就定义为：自告奋勇，意同甘愿、自愿，如志愿兵、志愿军等，国际志愿者组织（UNV）给出的定义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国外也称“义工”。我有幸参与了整个行动方案的制定、组织、实施，还亲自主持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标志的征集评选工作。当时在数百幅参选作品中，我们最终选定的这个“心手标”图案，主色调为红底黄色，与团徽主色调相同，外形为奉献者的一颗爱心，内部为和平鸽与人手形状叠加，象征伸出双手、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奉献社会，两者巧妙组成的“y”，又恰是英语中青年（Youth）的第一个大写字母，从而将青年、爱心、互助、进步、奉献之意得以完美表现。我记得当时发放给设计者的奖金是2100元，象征着21世纪的即将到来……
　　从此，每年的3月5日被确定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日”。至今又过了近三十年，全国上下各种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如雨后春笋，润物无声地带动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无数团员青年在奥运赛场、战胜非典、抗洪救灾、支援西部、汶川地震、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领了全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蓬勃开展，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也成为全国最大的社会公益组织之一，其志愿者标志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沉思中，只见楼下的“小红帽”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在小区门口将送来的爱心蔬菜一包包卸车、分拣、装袋，又挨家挨户分送到家家户户；有的在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帮助老人孩子扫码登记；有的则在帮着清理小区里由于封控急待转运的生活垃圾；还有的在帮助物业和防疫人员喷洒消杀药水。他们中有年轻的外来务工的租房户，有公务员、退役战士、领导干部，还有在家闲不住的大叔大妈们。我虽看不清他们的脸庞，却看得见他们弓着的背影；虽无法与他们交流，却听得见他们沙哑的声音；虽不知他们的姓名，却知道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亲切而响亮的名字——“志愿者”。
　　惭愧的是，我虽几次申请参加小区的志愿服务，终因报名的人太多而未能如愿。突然有一天，我爱人像中了大奖一样惊喜地告诉我：“我被选中去当志愿者了。”看着爱人高兴的样子，我甚是羡慕。
　　华灯初上，当她参加完小区志愿服务工作回到家时，虽冻得脸庞通红、手指僵硬、气喘吁吁，但她那高兴劲就像个小孩子……